[宁夏省]2014年宁夏魏忠职称，宁夏吴忠丁学伏

明朝末年国家的哪些原因，导致农民起义不断？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不断，最后农民军还颠覆了明朝。为什么明朝末年的时候起义这么多呢？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底层百姓活不下去，至于为什么会活不下去？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就一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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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后期的政治腐败

在明王朝统治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晚期。这个时期的特点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统治集团的全面腐朽。从明英宗时起，政洽就日益腐败，宦官专政、奸佞当权的事就已出现。明武宗朱厚照是个有名的浪荡君主，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

还在明中期就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闽浙农民起义；刘通、李原领导的荆襄流民起义；刘宠、刘宸、杨虎等人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农民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武装斗争。

明世宗朱厚熜继位以后，号称“嘉靖中兴”。实际上他为人极其偏执，又迷信道教,，追求长生，所以奸臣严嵩父子趁机窃柄弄权，把国事弄得一塌糊涂。穆宗在位时间比较短，政治没有多大起色。

万历初年，社会危机已经相当严重。朱翊钧即位时年纪还小，朝廷事务实际上由大学士张居正主持。张居正看到统治危机的严重，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通过统治集团内部的整顿，缓和社会矛盾，增强政权机构的效能，重新稳定朱明王朝的统治。

他的整顿吏治，加强边防，实行丈量土地，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力有所加强。但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朱翊钧亲政，立即改弦易辙，使这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半途而废。从此明王朝的政治又沿着腐败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万历时期政治的败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事不理，二是贪财好货。朱翊钧成年累月深居宫中，“万事不理”，不以国事为念。他自称“静摄”，实际上是在宫中鬼混。当时的臣下就有人在奏章里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生长深宫，高居简出，一御文华殿则称过劳。”“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

朱翊钧

他在位四十八年中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听政，臣下的奏章往往“留中”不作处理，以致朝廷官员无所事事，干脆回籍悠游林下。史载，在万历中后期，官员们由于见不着皇帝的面，送上的奏章又常被搁置，往往在递上致仕的手本后不管旨意如何便径自还家。朱翊钧却认为少一员官就少一份俸禄，还可以免听官员们“聒噪”，落得耳根清净，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递补。

这种离奇的做法使国家的中枢机构处于半停顿状态，大大助长了官场中的因循拖拉风气，也为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是朱翊钧贪婪成性。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生活耗费和积攒金银财货，,他竟然“生财有道”，以开矿征税为名，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矿监税使，往全国各地搜括民财。

朱翊钧在位期间，天下已经很不安定。除了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外，由于朝廷和地方官员处置失宜，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恶化了。朝廷先后对宁夏、播州用兵,费了很大气力方告平定。特别是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迅速兴起，由明王朝镇守东北的屏障变成了对抗中央朝廷的一股重要势力。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廷抽调了大批精兵，并责令朝鲜和海西女真叶赫部出兵助战，兵员总额达十一万多人,在辽东经略杨镐的统率下四路出师，期以“旬日毕事”，一举荡平。由于战略错误、指挥失宜，萨尔浒一战竟以惨败告终。

从此，辽东的军事对抗便牵制了明王朝很大一部分力量，成了朝野注目的重大问题之一。

朱翊钧驾崩后，长子朱常洛即位仅一个月也病死了。新上台的明熹宗朱由校年轻不懂事，宦官们为了窃柄弄权，领着他成天嬉戏。据说他喜欢弄木工活，宦官们就在他手提斧锯玩得兴致正浓时，拿来章疏奏请他定夺。

魏忠贤

太监魏忠贤同熹宗的乳母客氏相勾结，上下招权纳贿，把国事弄得腐败不堪。一帮依附于魏忠贤的 *** 之徒还为他大颂功德，甚至呼之为“千岁”，“九千岁”。

各省地方大员也对魏忠贤趋之若鹜，纷纷为他建生祠祈福，穷极华丽。朝野的党争便因之加剧。当时有名的东林党，主要由一批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眼见国事日非，就利用讲学结社，评论朝政，希望皇帝能够除去奸邪，重整朝纲，实现清明吏治。依附魏忠贤的邪恶势力则结成党，对东林党人横加迫害。此后，明未的党争屡经反复，一直延续到南明覆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神宗、魏忠贤等既贪财好货，自然上行下效，养成一派贪污风气，出现“官以财进，政以贿成”。天启年间黄尊素曾说：“大拜之事相传必用间金数万。”对此，他不禁叹息道：“呜呼，始进不正，以身为市，我朝相业可观矣！”

魏忠贤任用阉党周应秋为吏部尚书，公然按官职大小索价，每天得贿银一万两，人称“周日万”。到了崇祯时，有人说：“贿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变黄，黄变白’之谣。”

崇祯六年（1633年），朱由检在文华殿召谕朝臣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

官员们的职位既然是花钱买来的，上任之后自然要竭力搜括，追本求利，满载而归。官贪吏残必然加重对人民的压榨，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土地高度集中，底层百姓无法生存

明中期以后，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兼并土地愈来愈猖狂，他们依靠政治权势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皇帝在畿辅地区设立了许多皇庄。宗室诸王、勋戚、太监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县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国更大的土地占有者。

先看宗室的占地情况。万历三十四年（1605年）五月，四川巡按孔贞一上言：“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属，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就是说，蜀王一府占去了成都平原依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的土地百分之七十。

朱常洵

河南开封的周王兼并土地的结果，造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时人有诗云：“中州地半入藻府”，“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神宗的弟弟朱翊镠分封卫辉，占田四万顷；神宗诸子也群起效尤。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爱子，朝廷坚持要按潞王标准给田四万顷，经过廷臣和地方官员的力争才减为二万顷。

瑞王分封于陕西汉中，朝廷赐给赡田二万顷，由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摊缴租银。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财赋之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有相当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里。

勋戚和太监侵占的田地主要是在畿辅地区。他们依靠同皇帝的亲近关系，通过请乞等手段攫取大片土地建立庄田。如明武宗时，太监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占产业庄田至一万有余顷，侵欺子粒官银至百万有余两”；熹宗时权监魏忠贤，霸占的土地也多达万顷。

嘉靖初年，林俊在疏中指出：“近年以来，皇亲侯伯，凭借宠暱，奏讨无厌。而朝廷眷顾优隆，赐予无节，其所赐地土，多是受人投献，将民间产业夺而有之。如庆阳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献，奏讨庆都、清苑、清河三县地五千四百余顷；如长宁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献，进讨景州、东光等县地一千九百余顷；如指挥佥事沈传、吴让受奸民冯仲名等投献，进讨沧州、静海县地六千五百余顷。”勋戚倚势请乞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末。

崇祯三年（1630年），朱由检的岳父嘉定伯周奎，一次就“援例乞给赡地七百顷，随从尉军三十名”。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政治势力在土地兼并过程中的作用。

一般的官僚地主即所谓缙绅之家也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巧取豪夺，兼并大片土地。就每一户来说，他们固然比不上宗室诸王、勋戚、太监的占田数。然而，他们人多势众，在各地是地主阶级中最有权势者。明末农民战争中，官僚地主的动向是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